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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看不定对民众有利。民意更多是受到政客的诱骗,在专业问题面前,民主往往是盲目的,里根小布什等保守主义政客大玩“巫毒政治学”,将美国搞得乌烟瘴气,无论是国内的民权状况还是美国的国际声誉都大不如前。

  盘点历史就会发现,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其实也只有沃伦法院那短短的16年明显表现为进步,当代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成就大多是在那短短16年内取得的,而其他时间大多表现为保守,甚至是反动。美国的进步从来就不是靠宪政的推动,而更多是靠灾难驱动和底层民众的不断抗争。

  第三节

  权力是否必然导致不自由

  美国的建国理念非常注重自由,明确提出了“自由共和制”的理念,而且相信共和制是最有利于自由的政体。

  但问题是,共和政府也需要权力才能有效运行,而权力又被视为自由的“天敌”,那共和政府的权力是否必然危害到自由呢?

  自由美德权力的讨论

  热爱自由是美国的特征。美国人自己也宣称:“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中,自由都没有像在美国样得到这样透彻的了解;或者说,没有像在美国样将自由看得这么有价值。”不过,自由并不是个静止不变的观念。

  自由是否必须要以美德来维持?权力是否必然成为自由的“天敌”?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自由需要美德来维护,这是古典共和主义的遗训,也是不少建国精英的信条。他们觉得“自由而无美德对我们不会是件好事”,旦“人民中的大多数变得腐败了那他们就活该而且必然带上奴役的枷锁”,并指出,“当自由人的精神在人心中消失了,自由对于他们就成了种诅咒”。麦迪逊也许不完全反对这种观点,但在他看来,自由的最大厄运并不是美德的丧失。他认为:“自由不仅可能因滥用权力而受到威胁,也可能因滥用自由而受到威胁;关于后者的例子和关于前者的例子样多,而且最让合众国担忧的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这系列的逻辑就是人民需要自由,而自由又以美德为基础;拥有美德的基础是不出现人民的腐败,而人民的腐败主要源于自由的滥用,因此必须用权力禁止对自由的滥用。当时滥用自由权力的主要是众议院,因此麦迪逊提出必须设立参议院,以抑制各州众议院所表现出来的滥用自由的倾向。可见,对于立宪时期的共和主义者来说,确立秩序比扩大自由具有更加迫切的意义。

  新的拥护者提出,“自由”与“放纵”是截然不同的,虽然“自由多年来是我们的偶像”,但“放纵是种耻辱,它应当被抛弃,绝不能再阻挡正义的前进步伐”。他们宣称,新政府必须具备足够的权力来“增进人民的幸福,保护他们的人身,保障他们的财产安全”。

  也就是说,自由有赖于政府的保护,法律秩序和合法的权威乃是自由存在的必要条件。的拥护者指责说,些“无法无天之徒”误导人们相信“个有力量的政府与自由是不相容的”,其实只是因为这个政府“与他们的愿望和恶习不相容”。

  按照革命初期些人的想法,只有“那些拥有宪政制约的人们”,才是“自由的人民”;自由有赖于人民的自律和自治,但到了制宪时期,种更明确的维护自由的思路呈现出来了,“如果其政府不能保护他们,个国家的人民就不能长久地保持自由”。这种自由观昭示了后来“自由主义”的个重大转向:权力不再被简单地视为自由的威胁,相反,必要的权力成了自由的保障,而这正是积极自由观的体现。

  第四节

  共和需要美德维持吗

  革命初期,政治精英从古代共和国的兴亡中得到个重要的教训:共和国的覆灭并非由于外敌入侵,而是来自内部的衰败,“当国之民的恶习使其适合被奴役之时,其自由必遭到完全剥夺”。反对共和主义的人也正是基于这认识,认为在美国根本无法实行共和政体,其理由是,对公共福祉的无私信奉,完全摆脱私人利益,这种公共美德“从来不是任何国家人民的特点”,因而共和主义只是个理想的原则,“仅仅是热情想象的产物”。

  直到制宪时期,这种观念仍有不少信奉者。1785年,位牧师在布道时强调,“美国的繁荣”面临几个严重的威胁,其中第三个是缺乏基于“真正美德”的“真诚的爱国主义”,追求奢靡,开支铺张,对人们的精神都构成腐蚀,这对共和政体乃是致命的危害。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召开前夕,本杰明拉什对战时的“爱国者和英雄们”普遍流露出退隐之意感到“极其遗憾”,他认为这些人实际上没有权利自己决定退隐,因为“在共和国中,每个人都是公共财产”。

  拥护新的人认为,掌权者的美德是良好政府的保证,“建立个良好政府的最大奥秘,在于让好人来掌权”,而“如果人民没有美德,不勤劳和节俭,再好的政府体制也不能带来普遍的幸福”。反对的人也声称,“政府不应当依靠支军队来支撑它”,并指出,“必须有某种程度的美德,否则自由就不能生存”。

  这些共和观都受古典共和影响,美国建立的是共和国,但共和国只存在于古代,因此只能以古典共和为参照,古典共和主要强调公共利益至上,公共福祉高于个人的私利,设立政府也就是要维护公共福祉,追求“全民最大幸福”。

  古典共和认为美德是决定共和命运的关键。比如孟德斯鸠就把共和社会的美德界定为“爱祖国就是爱平等”,并称“这种爱要求人们不断地把公共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美国建国者开始几乎全盘接受这种观念,把美德作为共和生死存亡的关键。他们相信,“自由政府”如果“离了美德是无法站得住的”,而“这种美德就是对我们国家的热爱”。

  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倡导基于对祖国的热爱而献身公共利益:“让我们绷紧每根神经来为我们的国家服务!让我们牺牲我们的安逸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生命,这样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他们相信,“公共美德可以超越切私人考虑”。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精英发出疑问:把美德作为共和的基石可靠吗?他们发现,美国人并不具备这种美德。早在独立战争期间,汉密尔顿从各州的精神状态中得出了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在美利坚根本没有美德可言。”他感叹道:“偏见和私人利益十分强大,不是公共精神和公共福祉所能对付得了的。”

  在1787年的费城,这种社会状况得到了制宪者们的认可。埃尔布里奇格里说:“在战争开始时,我们拥有超过罗马的美德。在我看来,现在正好相反。我们的土地和股票买卖者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多。”梅森则抨击当时奢靡的风气,提议制宪会议任命个委员会,起草份“联合协议”,以建议影响和榜样,来鼓励节约俭朴和使用本土制造品。这个动议得到与会者的致赞同。

  既然面对的是群没有美德的国民,那是否还要将美德作为共和的支柱呢?这自然就成了个疑问。这时有人指出,孟德斯鸠虽然把美德作为共和的基石,但这种美德“从来也不可能在人类中存在”;事实上,“支配行动的是利益”,孟德斯鸠遭到了广泛批评。

  制宪者们认为对“个依据理性构建的政体”,美德就不是必要的;在个“民主的”共和国,“自由与法律高度复杂化,奢华是可以相容的”。也就是说,在个缺乏美德没有平等财富丰裕生活奢华的社会,也可以建立真正的共和。汉密尔顿在制宪会议上也抱有这种主张。他指出,人类在整体上是邪恶的,可能受到情感的支配,假定人类高尚是个很大的错误,“我们的情感是野心和利益”,明智的政府必须利用这些情感,使它们服从于公共福祉。

  诺亚韦伯斯特在为新辩护时,更是毫不留情地斩断了美德与共和的联系,他提出必须把共和建立在种全新的基础上。他认为,“财产乃是权力的基础”,只有把“美德”换成“财产或自由持有的土地”,孟德斯鸠的体系才是正确的;如果人性不变,美德就绝对不是也绝对不会是“政府的固定而永久的原则和支持”。

  他相信,只要人民拥有财产,他们就拥有权力,权力将会发挥作用。在他的观念中,问题的症结不是美国人是否具备美德,而是共和政体根本不需要以美德为基础,要用财产取代美德,为美国的新共和找到合理的支撑。后来这种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赞同。而旦美德与共和政体的关联被切断,也就等于敲响了古典共和主义的“丧钟”,标志着财产共和主义时代来临了,在这种新政治制度下,谁能掌握公共权力,不再依赖这个人的道德高低,而是依赖于他掌握财产的多少。这原则影响至今。

  财产权与选举权的讨论

  既然财产是共和的基础,是权力的来源,那么什么财产才算数呢?革命时的美国人大多认为,土地是最可靠的财产,土地所有者才是共和的有力支柱。在他们看来,“支豪华商船队可毁于风向的改变,大城市会遭受掠夺或被炸弹破坏,只有土地是不沉的,是不怕烧的”,因此,“群拥有巨大土地利益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他们看到,虽然“美国人民”分成专业人员商业人员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层,但后者“永远是制度中的统治动力”,其他阶层必须依赖他们;唯有占有和耕种土地的人与这个国家的真正利益息息相关,他们构成“人民的主体”,乃是政府切权威的依托。即便是反对新的人也承认,处于中产阶层的自耕农才是“自由政府”的保障,“主要由自耕农组成的代表机构,乃是自由的最好保障”。而这些争论其实是在对代表资格讨价还价。

  在制宪会议上,讨论到选举权时,有人主张把投票资格限定为“土地所有者”:只有自由持有土地的人,才能拥有选举权,因为“他们是自由的最佳卫士,将这权利限定给他们,乃是防止受到那些没有财产也没有原则的大众的危险影响的种必要手段”。尽管他们也预见到,“不用多久,这个国家就会充斥从雇主那里得到面包的技工和制造业者”,而他们还是坚持认为这些没有土地的“技工和制造业者”不可能成为“自由的可靠而忠实的卫士”,也绝不是“抵御贵族制的坚不可摧的屏障”。

  但是,现实中不以土地为主要财产的其他阶层人数越来越多。这社会现实引起了些制宪代表的关注,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个完全依赖自耕农的政府,是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的。另些代表担心,“土地所有者”这个单的标准,将会把大量人口排斥在选举的大门外,不符合美国社会的现实。

  他们发出了连串的反问:“每个纳税的人难道不应当投票选举那些将要决定征收和处置他的钱财的代表吗?那些富裕商人和制造业者,难道不应允许他们对征税拥有发言权吗?除了土地难道就没有其他形式的财产来证明业主拥有共同利益吗?除了财产难道就没有其他东西表明种永久的热爱吗?”

  起草人麦迪逊虽然也担心没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人容易“成为富豪和野心家的工具”,但他反对用土地财产作为担任公职的标准。因为“每个阶层的利益和权利都要在公共议事会中得到恰当的代表和了解”,既然美国公民分成“土地商业和制造业”三个阶层,就应当充分考虑后两个阶层的利益。

  在批准的辩论中也有人强调,美国社会存在三个不同的阶层,而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偏好。为了照顾各个阶层的利益,“使公民平静安宁”,就应当建立以混合为特征的政府,使不同的阶层都成为政府的基础。

  财产对不平等的影响

  按财产来决定代表资格或是选举权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财产的不同意味着不平等,但共和必须以平等为前提,这是条基本原理。马基亚维利就曾经指出,如果想在绅士众多的地方建立共和国是不可能成功的,除非铲除绅士;而在平等盛行的地方,也不能建立王国或君主国,除非放弃平等,培养出大批“事实上而非名义上的绅士”。

  在人民心中,平等具有多种含义:既指身份权利的平等,也包含财产的平等。对于身份平等和政治平等是不存在争议的,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最适合共和的地方,因为美国全部是自由民,没有其他等级。然而,财产平等却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革命时期有些人认为,美国社会最大的优势就是财富相对平等。比如查尔斯平克尼在制宪会议上发言说:“合众国的人民与任何其他国家的居民相比,他们中间的财富差别很少,等级的差别更少。”但这里的财产平等,并不是指每个人都占有等额的财产,而是强调多数人都拥有定的财产,赤贫的人比较少。

  但是,当时的美国经济不平等是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独立以后,下层民众境况更加恶化,不平等的现象加剧。不少人担心,这种社会现实会对共和产生危害。因此,有人呼吁采取税收救济,以缓解下层人民的困苦。他们认为如果“人民不存在财产平等”,就不可能使“人民政府”持续下去;如果居民不是地主就是佃农,这种财产不平等必然给共和政体带来“很大的危险”。

  也正是出于这种对财产不平等的担忧,当时的美国出现了各种重新分配财产的主张和措施。总之当时财富集中的趋势,让人深感忧虑。比如当时有个叫罗伯特莫里斯的人在费城开办了美国第家银行,他被当成了财富集中的象征。反银行的代表人物威廉芬德利指出,这个银行“与我们的法律我们的习惯和我们的方式都大相径庭”,共和主义的精髓是“财富和权力的平等”,而“个人所拥有的巨额财产,在自由之邦总是有其影响力和危险性的”。

  这种严峻的社会现实,给制宪者们提出了又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在个经济不平等的社会,能否建立共和政体?这问题最终在汉密尔顿那里得到了解决,汉密尔顿在制宪会议上谈到,世界上并不存在财产的平等,财产的不平等是“社会重大而根本的区别”。因此,他主张立法机构要分成两院,以便使经济上不平等的不同阶层都能在政府中拥有代表。梅森在会上多次提议,要对参议员规定财产资格,因为参议院旨在“保障财产的权利”。古维诺尔莫里斯明确提出,立法机构设立第二院的目的,就是制约“第院的轻率多变和过分举措”,而要实现这目的,除了“能力和美德”外,第二院的成员还必须有利益和财产的差异,必须有巨大的个人财产,有贵族精神和独立性。

  麦迪逊也认为,虽然美国人当中没有世袭的等级差别,没有极端的贫富差别,但不能认为他们是个“同质的群体”,随着人口的增加,靠艰辛劳动生活者的比重也会上升,其人数将会超过“那些没有贫困感的人”,而根据平等投票权的法则,权力就会倾斜到前者手中。如何在共和原则上防止这种危险呢?其中种方式就是建立个富于“智慧和美德”的第二院,以应付这种紧急事态。

  显然,这些制宪者已经彻底放弃了共和国必须遵循的社会平等,特别是经济平等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建立种新的共和政体,非但不必以财产平等为基础,反而要借助财产的不平等来促成不同利益的相互制约,以维持政治稳定。在这种条件下,个人聚集财富,就不再是共和政体的威胁,而是为共和理念所欢迎的积极后果。这样财产不平等的问题就通过两院制得到了解决。

  从此,困扰美国建国者的美德和平等两大问题彻底得到了解决,前面个问题是用财产来代替美德,而后个问题则是用不同财富群体的互相制约来替代对财产平等的依赖。

  至此,古典共和主义的主要价值观念,在美国都遇到了挑战和质疑,有的退出了中心位置,有的受到了改造,还有的干脆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套新的价值观念,比如用财权代替美德,用代表不同阶级的两院制代替平等协商,用权力约束自由保证美德的实现,而建立在这些新价值观念之上的政体,自然就是种新型政体,是种美式的现代共和政体。

  建国方案

  价值观定了下来,如何建政自然也就有了方案。这里的建政主要是政府和两院的关系。美国的建政方案最终在“伦道夫方案”中形成了雏形。这个方案主旨在于建立个“国家性政府”,立法机构基于比例代表制,采用两院制。第院成员由各州人民直接选举,第二院成员由第院从各州议会的提名中选出,两院都有权力提出议案。这方案的特点是采纳了比例代表制的理念,设计了功能不同而相互制约的两院制立法机构,并采用了相对否决权和司法独立的体制。

  多数建国精英认为,两院制分别代表“人民”的不同属性,体现“不同利益的影响或原则”。汉密尔顿甚至认为,个任职终身的上院,对于抑制“民主精神惊人的暴烈和动荡”保障政府的稳定性和永久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并不违背共和主义的原则。

  麦迪逊虽然不赞成参议员任职终身,但他相信,任期6年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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