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部分阅读(1/2)

加入书签

  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之体,不益较然矣乎?

  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示求诸其心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忠不孝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译文】

  你来信说:“圣道的主要含义容易明白,就像你所说的‘良知良能,即使蠢汉愚妇也有可以明白的地方’。只是待到具体应用变化,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必得通过学习而后才能掌握。你现在就父母的冬暖夏凉早晚向父母请安上谈论孝道,谁能不知晓呢?至于舜不告诉父母就娶妻,武王没有安葬文王就兴师伐纣,曾子赡养父亲是遵从父亲的意愿而曾元赡养父亲只是让父亲活命,父亲用小杖打则应该承受用大杖打则应该逃走,割股肉而治父母的病,为亲人守丧三年等事情,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过分与不足之间,必须要讨论个是非准则,作为解决事情的依据。然后人的心体才能不被蒙蔽,遇到事情才能不出差错。”

  圣道的主要含义容易明白,这话说得对。环顾后世学者,皆是忽视其易于明白而不用,反而追求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作为学问,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道在旁边却偏偏向远不可及的地方寻求,简单的事情偏偏要使它复杂化”啊!孟子说:“圣道就像大路样,难道很难认识吗?人们的问题在于不去探求罢了。”在拥有良知良能上,愚夫愚妇和圣人是相同的。但是只有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则不能,这就是圣人和普通人的区别。

  至于具体的应用变化,圣人难道会不知道?只是不专门把这当做学问罢了。圣人所谓的学问,只是致其良知以精确体察心中的天理,因而才成为其区别于后世学者的关键所在。你还没有去致良知,而在那里慌张地担心这些小问题,这正是远离了易于明白的而趋于难于明白的学术毛病。良知对于具体应用变化,就像规矩尺度对于方圆长短样。具体内容随时间变化是不可事先预测的,就像方圆长短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因此,规矩定了,方圆与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方圆也就不可胜用;尺度定了,长短与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长短也就不可胜用;良知确实达到了,那么具体内容随时间的变化也就暴露无遗,天下不断变化的具体内容就都能应付了。差之毫厘就会谬之千里,不在自己内心良知的变化间去省察差别,那你的所学将何以致用呢?因此,不用规矩去测量而随意说这是方那是圆,不用尺度去丈量而随便说这个长那个短,我觉得这是种乖张的谬误,只会天天徒劳而无所收获。

  你说“语孝于温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真正能致孝的良知的人还是很少的。如果说粗略地知晓温清定省的礼节,就能致孝顺的良知;那么凡是知晓作为君主应当实行仁政的人,就都能致仁义的良知,凡是知晓作为臣下应当忠诚君主的人,就都能致忠君的良知,那天下谁又不是能致良知的人呢?可见,“致知”的关键在于“行”,“不践行”就不能说是“致知”,这个道理就很明白了。知行合的概念,不就更加明白了吗?

  至于舜不告诉父母就娶妻,之前哪有不告而娶的准则可作为参考,虞舜又是翻阅了什么典章,请教了什么人,才这么做的?他不过是根据自己内心的良知,权衡轻重缓急利弊得失,不得已而为之罢了!姬发没有安葬文王就兴师讨伐商纣,之前哪有不葬而伐的案例作为准则,姬发又是翻阅了什么典章,请教了什么人,才这么做的?他也不过是根据自己内心的良知,权衡轻重缓急利弊得失,不得已而为之罢了!假使虞舜在心里不是真怕没有后代,武王在心中不是真的要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那么他们不告诉父母就娶妻和不安葬父亲就兴师伐纣,就是天下最大的不孝不忠。后世的人不孜孜以求于致其良知,不在处理事情时精心体察天理,却在酬酢之间凭空讨论此等应变处常的事,幻想以此作为临事机变的准则,以求得遇到任何事情都能没有过失,这也太离谱了。其余几件事都可以以此类推,那么大学关于致知的本意,从此就可以明白了。

  【解读】

  王阳明认为,忽视易于明白的大道理而不用,反而追求难以理解的东西当成学问;事理上分清了,行动起来又糊涂了;行为上不离规制,事理上又有了偏离。这些都是不能“致良知”的原因。舜不告而娶,武王不葬而兴师,然而舜与武皆成为中国儒家的道德之典范。只因其子之为子,臣之为臣之准则正是来源于自由自律之“良知”。良知唯在心中致,离开本体之心则无良知可致。

  第11章知行合之功

  【原典】

  来书云:“谓大学格物之说,专求本心,犹可牵合。至于六经四书所载‘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是皆明白求于事为之际,资于论说之间者,用功节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义,前已详悉,牵合之疑,想已不俟复解矣。至于“多闻多见”,乃孔子因子张之务外好高,徒欲以多闻多见为学,而不能求诸其心,以阙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而所谓见闻者,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盖所以救子张多闻多见之病,而非以是教之为学也。

  夫子尝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是犹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义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耳。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见闻之知为次,则所谓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窥圣门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以贯之。”使诚在于“多学而识”,则夫子胡乃谬为是说,以欺子贡者邪?“以贯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为心,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之功矣。

  “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之心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以为好古,而汲汲然唯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外者也。

  “博学审问”,前言已尽。

  “温故知新”,朱子亦以“温故”属之尊德性矣。德性岂可以外求哉?唯夫“知新”必由于“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

  “博学而详说之者,将以反说约也。”若无“反约”之云,则“博学详说”者果何事邪?

  舜之“好问好察”,唯以用中而致其精于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

  【译文】

  你来信说:“你认为大学中的‘格物’是专指于本心来格求的,尚且勉强说得过去。至于六经四书中记载的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等,这些都很明显是在处事和辩论的过程中求得的,功夫的节目顺序是不可紊乱的。”

  “格物”的含义,前面已经详细解析过了,勉强说得过去的疑虑,想必已经不需要重复解释了。至于“多闻多见”,是孔子因为子张好高骛远才说的,子张以多闻多见作为学问,而不能自内心格求,存疑懈怠,这样他的言行不免会后悔,而他所谓的见闻恰恰助长了他好高骛远的气焰。这是孔子纠正子张专以多闻多见为学问的治学毛病的说法,而不是在教子张把多闻多见当做学问。

  孔子曾经说过:“大概有种人,什么都不知道却喜欢凭空瞎说通,我不是这种人。”这和孟子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个意思,这话正说明格明自己内心的良知不是由于多闻多见。至于孔子所说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门探求见闻的细枝末节,而这也是第二位的事情了,所以孔子才又加上句“这是次级的知了”。以多见多闻的知为第二位的,那么首要的学问又指的是什么呢?从这里可以窥见圣学致知用功的地方。孔子对子贡说:“端木赐呀,你以为我是博闻强记的人吗?不是这样的,其实我是靠‘以贯之’的。”假使良知果真在于多闻多见,那么孔子不就是在欺骗子贡吗?以贯之,不是致良知又是什么?易经中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如果以积蓄存养德行为目的,那么凡是更多地了解圣人言行的人,难道不是在做积蓄德行的事吗?这正是知行合的功夫。

  “好古敏求”就是喜好古人的学问而勤奋追求自心天理。心即是理。学什么?学自心。求什么?求自心。孟子说:“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要把它放在心上就行了。”不是像后人以广记博诵古人的言辞博好古之名,而实际目的却是汲汲于求功名显达于人前。

  “博学审问”,前面已经谈过。

  “温故知新”,朱熹也认为“温故”属于尊德行。德行难道能从心外求得吗?知新必须通过温故,温故才能知新,那么也可以证明知行是不可以被分作两截的。

  至于“博学而详说之”,目的在于融会贯通后返归简约。如果没有返归简约的说法,那么“博学详说”到底是为了什么?

  舜好问好察,就是用中正平和使其心至精至纯达到天理的境界。道心就是良知。君子学习,什么时候离开过践行抛弃过辩论呢?但是从事践行和辩论,都要遵循知行合的功夫,这正是致其本心的良知,而并非像后世学者只把空谈作为知,把知和行分成了两件事,从而产生了节目有先有后的说法。

  【解读】

  在阳明看来,能够致吾本心之良知,事事物物便可各得其理,这就是知行合之功。按照“知行合”的体用关系来认识日常事情,那么人的切行为,如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慎思温故知新等都是知行合的,绝非两截功夫。

  第12章拔本塞源之论

  【原典】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乡愿之辞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摄辅,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

  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历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历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历之心,而行幽历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用于唐,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皆像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

  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舜“在璇玑玉衡”,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历数之学,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遍物,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无所忒,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

  “封禅”之说尤为不经,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殆亦未之思邪?

  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唯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唯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

  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

  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唯以此为教,而学者唯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唯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

  学校之中,唯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唯知同心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育之愿,唯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

  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

章节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