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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相离。若得朋友讲习,则此志才精健阔大,才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讲,便觉微弱,遇事便会困,亦时会忘。乃今无朋友相讲之日,还只静坐,或百万\小!说,或游衍经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养此志,颇觉意思和适。然终不如朋友讲聚,精神流动,生意更多也。离群索居之人,当更有何法以处之?”

  此段足验道通日用功夫所得,功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无间断,到得纯熟后,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尝病于困忘,只是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谓之“方便法门”。须是自家调停斟酌,他人总难与力,亦更无别法可设也。

  【译文】

  吴曾两位学生来我处,详细说了你恳切向圣道的志向,甚觉欣慰,同时也很想念你。你这样的态度真可以称得上是笃信好学的人。由于我正为家父守丧,故无法与吴曾两位后生深入交谈,但他们两位也是有志向肯用功的人,每次见到他们都会感觉到他们学业上的进步。我实在不能辜负他们远道而来的诚意,对他们来说,也可说是无负于他们远来的意愿。临别之际,他们把你给我写的信册交给我,并让我据此写些东西。我此时内心荒诞昏乱也无言可讲,只就你信中提到的几个问题略作回答,草草写就,不周之处,他们两位自会向你详细口述。

  你信中说:“先生说‘平常功夫只是立志’,近来对先生的教诲时时加以体察检验,就更加明白了。可是我向为学总也离不开学友,如果学习时有学友在块互相探讨,那心中的志向就非常开阔宏大,才思亦且灵动;如果有三五天不和学友探讨,便会觉得志向微弱,遇到事情就会产生困惑,有时还会忘掉志向。现今我在没有学友讨论的时候,要么就是静坐要么就是百万\小!说,或者是浏览下经传之类的,举手投足间都不忘存养这个心志,深刻感觉到心情平和舒适。然而终究不如和朋友起讲习时那样思维开动,更有生机。离开朋友隐居的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求道呢?”

  这段话足以说明你下工夫是有收获的。立志的功夫也大概就是这样,只要每天都坚持,从不间断,等到功夫纯正熟练后自然会感觉不同。大抵我们这些人做学问,最关键的立足点就是立志。之所以会有困惑遗忘的毛病,也只是志向欠缺,还不真实确切。就像好色的人,从来也不会美人当前感觉困惑与忘记,这就是因为好色已深入他的骨髓。自己哪里痛哪里痒自己必须知道,自己应会搔痒按摩,既然自己知道痛痒,自己当然就不能不揉挠了。佛家把这叫“方便法门”。必须是自己调整琢磨,别人很难帮上忙,也更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可借鉴。

  【解读】

  本文开篇交代了答周道通书的背景,随后,阳明先生直截了当地指出,做学问时疲劳遗忘的缺点,关键在于不真切,并强调做学问的核心处就是立志。他说的志,就是心意之所向,就是要人们择善弃恶。

  第2章何思何虑

  【原典】

  来书云:“上蔡尝问:‘天下何思何虑?’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在学者功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的气象,并看为是。若不识得这气象,便有‘正’与‘助长’之病;若认得‘何思何虑’,而忘‘必有事焉’功夫,恐又堕于‘无’也。须是不滞于‘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故曰:“同归而殊途,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邪?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虑”正是工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所以有“发得太早”之说。既而云“却好用功”,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译文】

  你信中说:“谢良佐程门四大弟子之曾经问‘天下何思何虑’。程颐先生说:‘有道理,只是感慨发得太早了。’这放在学者下工夫上来说,固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但也必须明白‘何思何虑’的景象,并放在块看才对。如果不明白这种景象,就会有拔苗助长的弊端;可若是只晓得‘何思何虑’的是什么,却忘怀了‘必有事焉’的功夫,恐怕又会堕入虚无。必须既不滞涩于有,又不堕落于无。这样说对吗?”

  你这样说基本上正确,只是深度还不够。谢良佐与程颐的对话,也只是他们两个人的意思,与孔子易经·系辞传上说的宗旨稍稍有别。系辞传上说“何思何虑”是说所思索考虑的只是个天理,没有别的可以思虑,并不是说没有任何思虑。所以系辞才会说:“同归而殊途,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说“殊途”,说“百虑”,岂是在说“无思无虑”?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只有个,还有别的更多的天理可以通过思虑而得吗?天理原本就是寂静而无所变化的,感应后就能通达的。学者用功,即使有千思千虑,但也只是要恢复心体的本原而已,这不是用自己的意志去安排思索出来的。所以程颢说:“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用私意去安排思考,就是自私弄智。“何思何虑”正是做学问的功夫,在圣人身上是自然而然的,在学生身上必须下工夫去做到。程颐却把它看做功夫的效果,所以才会说出“发得太早”的话来。紧接着他又说:“却好用功。”则是他自己已经觉察到前边所说的话尚有欠缺。周敦颐的“主静”说也是这个意思。现在你的看法,虽然有点见地,但仍不免把功夫当两回事看待了。

  【解读】

  王阳明曾主张学者通过静坐的方式,达到易经·系辞传所说的“天下同归而殊途,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以恢复良知本性。无事存养,静中体悟的方法,就是使良知时刻彰显天理的功夫,若良知时刻照应天理,则真心自然顺应无滞。

  第3章圣人气象

  【原典】

  来书云:“凡学者才晓得做工夫,便要识得圣人气象。盖认得圣人气象,把做准的,乃就实地做功夫去,才不会差,才是作圣工夫。未知是否?”

  “先认圣人气象”,昔人尝有是言失,然亦欠有头脑,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此无星之称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程子尝云:“觑著尧学他行事,无他许多聪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动容周旋中礼?”又云:“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今且说通于道在何处?聪明睿智从何处出来?

  【译文】

  你信中说:“凡是学者刚刚明白要下工夫开始,就要认识圣人的气象。只有认识了圣人的气象,把它当做准则,去脚踏实地地用功,这才不会走错了路,也才是成为圣人的根本。这样说对不对?”

  先认识圣人气象,以前也有不少人这样说,然而也是缺乏要领,圣人的气象自然是圣人的,我们从何处体认呢?如果不从自己良知上真切体验,不就成了拿没有准星的秤去称轻重,用没有开光的铜镜去照美丑样,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圣人的气象怎样才能体认得到呢?我们每个人的良知原本与圣人是样的,如果能认清自己的良知,那么就是圣人的气象不在圣人身上而在我们自己身上了。程颐曾经说过:“觑着尧学他行事,无他许多聪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动容周旋中礼?”他又说:“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此刻,你能讲出在哪里可以“通于道”?“聪明睿智”又是从何处来的?

  【解读】

  在这里,王阳明认为圣人气象是圣人特有的精神境界,如果学者只是“先认圣人气象”而不把握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就等于没有把握住要领。至于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他认为自家的良知是圣人的根据,不把握良知本体就不能实现圣人气象。

  第4章能实致其良知

  【原典】

  来书云:“事上磨炼,日之内,不管有事无事,只意培养本原。若遇事来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觉,安可谓无事?但因事凝心会,大段觉得事理当如此,只如无事处之,尽吾心而已。然仍有处得善与未善,何也?又或事来得多,须要次弟与处,每因才力不足,辄为所困,虽极力扶起,而精神已觉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如何?”

  所说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为学,终身只为这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得这件,所谓“必有事焉”者也。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尚为两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所谓“忠恕违道不远”矣。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不能实致其良知耳。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未善者,却恐正是牵于毁誉得丧,自贼其良知者也。

  【译文】

  你信中说:“先生说‘修养要在事上磨炼’,每日里,不管有事没事,只心意地培养本体。如果遇到事情有所感触,或自己动了念头,既然心有所动,怎么可以说没事呢?若依循着这些事情认真考虑,就会觉着道理理应如此,只是看做没有什么事样,尽我们的本心罢了。可即便这样,仍有处理得好与不好之分,这是为什么?又或许是事情太多了,需要分出先后顺序来处理,每每因为我的才智不足,处理起来会觉得很困难。虽极力撑持,但精神早已疲惫。遇到这种情况,难免要经常退下来反省,宁可不把事情处理完,也不能不培养本体。这样做对不对?”

  功夫,就你说的而言,也只能是这样做了,但是难免还有些出入。凡是做学问,辈子也就为这件事,从小到大,自朝至暮,无论有事没事,只要做这件事就行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必有事焉”。如果像你所说“宁可完不了事,也不能不培养本体”,就是尚且把做事与存养本体看做两件事了。孟子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有事情发生,只要尽我们的本心上的良知去处理就行了,这就是“忠恕违道不远”。但凡处事唯恐不好了或者是遇到困难患得患失的人,都不过是被毁誉得失所牵累,不能真正地致自己的良知罢了。如果能真正地致良知,就会发现平常所谓的处理好的事情未必就是好的,处理得不好的,却恐怕正是受到外在的毁誉得失所累,而自己丢掉了良知吧!

  【解读】

  王阳明认为,平时对善恶的判断往往出于利益考虑居多,这不是真良知。若真从良知出发判断,答案也许完全不同。只从利益考虑,就容易残害自己的良知。所以,他强调:学者的真切功夫还应当用在“致良知”这个根本上,也就是“能实致其良知”。

  第5章格物是致知功夫

  【原典】

  来书云:“致知之说,春间再承诲益,已颇知用力,觉得比旧尤为简易。但鄙心则谓与初学言之,还须带‘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处。本来‘致知’‘格物’并下,但在初学未知下手用功,还说与‘格物’,方晓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则是“致知”工夫亦未尝知也。近有书与友人论此颇悉,今往通细观之,当自见矣。

  【译文】

  你信中说:“关于致知的学说,春天承蒙您再次教诲,已经深知用功之处了,觉得比以前容易多了。但是我心中则认为对于初学的人来说,最好还是讲讲格物,使他们知道下工夫的切入点。本来致知和格物就是体的,但在初学者还不知道从何处下手用功时,还是该给他们讲讲格物,这样他们才能懂得致知。”等等。

  格物是致知的功夫,知晓致知也就知晓了格物。如果不知晓格物,那就是致知的功夫还未曾弄明白。我最近写了封信给朋友,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现在也给你寄去,你仔细看看自然就全明白了。

  【解读】

  格致诚正是行积修养的体功夫,格物是功夫的源头,正心是知意的结果。正心必须见物明理随事就格,诚意方能格正心物致其良知。在阳明心学中,本体只是“良知”之本体,致良知则是落实“本体的良知”。能识得这点,便直来直去,全无挂碍了。

  第6章身体实践

  【原典】

  来书云:“今之为朱陆之辩者尚未已。每对朋友言,正学不明已久,且不须枉费心力为朱陆争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点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来,决意要知此学,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陆虽不辨,彼自能觉得。又尝见朋友中见有人议先生之言者,辄为动气。昔在朱陆二先生所以遗后世纷纷之议者,亦见二先生工夫有未纯熟,分明亦有动气之病。若明道,则无此矣。观其与吴涉礼论介甫之学,云:‘为我尽达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气象何等从容!尝见先生与人书中亦引此言,愿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节议论得极是极是。愿道通遍以告于同志,各自且论自己是非,莫论朱陆是非也。以言语谤人,其谤浅。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谤也,其谤深矣。凡今天下之论议我者,苟能取以为善,皆是砥砺切磋我也,则在我无非警惕修省进德之地矣。昔人谓“攻吾之短者是吾师”,师又可恶乎?

  【译文】

  你信中说:“目前,分别为朱熹陆九渊争辩的人还很多。我常常对朋友说,正统儒学晦暗不明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大家没必要枉费心机去替朱陆两派争是非,只依据先生‘立志’两个字来点化人,如果这个人果真能吃透这个志向来,决意要弄明白你的学术,那么他就等于走了大段光明心路了。即使不去刻意争辩朱陆二人的是是非非,他自己也能感觉得到。我也曾经看到,朋友中有人非议先生言论的人,还很动气的样子。以前朱陆两位先生之所以给后世留下了很多争议,可见二位先生的功夫还不纯熟,分明有意气用事的毛病。像程颢先生就不这样,他在与吴师礼谈介甫王安石的字之学的错处时对吴师礼说:‘请替我向介甫先生转达我的全部观点,如果对他没有益处,则定对我有益。’气度是何等从容淡定!我曾经看到先生写给朋友的信函中也常常引用此言论,是希望朋友们都能这样,是吧?”

  你这段话说得非常好。希望你告诉所有志同道合的人,大家还是先各自反省自己的对错,不要谈论朱陆二人的是与非。用言语诽谤别人,这种诽谤还不算严重;如果自己不能亲身实践,而只是从耳朵进又马上从嘴巴出,终日喋喋不休,就是自己在诽谤自己,这种诽谤就很严重了!凡是现在议论我的世人,假如其出发点是为善,那他们就是在跟我切磋磨砺,那么对我来说无非是更加警惕反省自己增进品德的地方。荀子说“给我挑出毛病来的人就是我的老师”,老师还有什么可恶的吗?

  【解读】

  明初是朱学占有统治地位,至王阳明心学问世后,方面,成为儒学的又面旗帜,开了代儒学之新风;另方面,也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不少学者的异议。对于他人的异议和指责,王阳明表现得包容大度。同时,他进步强调实践,在谈到与朱陆之辩时告诫他的朋友和学生不重言辩要重“身体实践”。

  第7章性气体

  【原典】

  来书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说?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晓,每百万\小!说至此,辄为惑,请问。”

  “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

  【译文】

  你信中说:“有人引用程颐先生的‘人天生就能静,以上境界不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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